另一方面，调整事项上往往既涉及党内事务，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事务，如《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规范的是各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的规划、权属、配置、使用、维修、处置等管理工作，涉及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个部门职能职责，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其他部门参加起草。
通过将一以贯之的基础价值贯彻到实定法中，使得人类学会驾驭自己，并有效规范自身的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类的福祉，保障国家长治久安。(57)这些案例为案例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甚至有些案例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多物理学的公式也不断受到质疑，这表明，科学都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不断地探寻真理、接近真理的过程。三是法学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实在法，而且包括了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身，要努力寻找如何准确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探寻真理的过程。笔者认为，增进法学的科学性应当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增进法学科学性的重要途径。正是通过大规模地承续和融合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等法律文明传统，(46)近现代西方国家创造出了与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法治文明，发展出了自然法学、概念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分析法学等众多流派。这也正如考夫曼所言，立法工作就是法律解释工作的反向工程。
一门科学常常有自身独有的研究方法。而伴随着法教义学的不断发展，法学的知识体系已经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三、重新理解法典化 一旦澄清法典的含义，重新反省法典=体系性+法律总则的时机已经成就。
同时，完整性意味着，提取公因式或归纳的做法无法形成该价值。如果还将原则视为特定价值在实在法上的规范表达，[47]那么总则将由分则之共同规定与价值这两个部分组成。而且，当它需要被表达为法典时，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更好，而是因为它只能或应该这样被表达。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典的总则与分则之间，经常被理解为总则统辖分则、分则遵从总则的统辖遵从关系。
是时候直接面对价值的完备性。[52] （三）法典化的意义 一旦用价值完备性来取代体系性+总则，就会引出另一个关键问题：法典化的意义在哪里？具体来说，传统理论提供了总分则之区分的法典辨识标准，但价值完备性却允许无总则之法典的存在，那么怎样辨别一部单行法与一部法典呢？或者，同样作为成文法的表达形式，单行法与法典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毫无疑问，作为成文法的子类型，单行法与法典都是立法权行使的结果。
所以，对任何特定法律而言，并不是它既可以表达为法典、也可以表达为单行法，而是说它只能被表达为法典或单行法。根本原因是：完备体系性同样无法将mn这些异类规范排除在外，因为它只要求本法规范已经被全部发现，但无法保证所发现的规范都具备x的性质。[57]See Jeremy Waldron, Law and Dis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21. [58]而任何宪法外的部门法，要么只跟特定部门法必然相关——例如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要么只跟其他所有部门法在内容上必然相关——例如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罚则部分。它主张，只应从法学的体系、概念和定理中推论出法条及其使用，诸如宗教、社会和学术这些外于法学的评价和目的，均不具备创造或改变法律的力量，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既存的法秩序始终是一个由制度和法条组成的封闭体系，其独立于生活关系的社会现实之外。
这表明，单行法同时具备规范和价值的双重开放性。如果要想使法体系能有效涵盖未来，那么势必要放弃封闭性。单行法从属于不应法典化之部门法，与法典在概念上相互否定。或许会有这样的说法：这类无总则的只是法典的较劣或原始形态，它们在性质上理应拥有总则，例如德国民法典这类成熟的法典。
其中的核心是，必须意识到法典是个与部门法划分必然相关的概念，并且存在自足的完备价值是其法典化的唯一根据。[45]显然，边沁的这种看法可以归结为如下要点：以一个单一的价值（功利原则）为根据，制定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万全法典。
这同时表明，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封闭性的理解缺乏根据，但这是否意味其法典化同样缺乏根据？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当法典化的部门法，就只剩下了唯二的宪法和刑法，其他部门法均无理由法典化，包括通常被认为最应法典化的民法。[35]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301-311页。
换言之，他们试图从《民法典》中得出的，是关于法典的一般理论。以上这个反省，始终提醒讨论者注意：如何看待法体系的内部构成，是所有法典化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最后一点，就是那些只有法典观念、却无法典事实的国家，唯一能找到的辩护理由，但这的确是个足够强大的理由。然而，反对普遍性之功利原则所支持的万全法典，并不等于要反对边沁的基本思路，只要那个价值只能支持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以及由它得出的法典化并非诸法合体，这种以特定价值证成特定部门法典化的基本方案就具备可行性。由此，就会产生出一个全新的任务：除了封闭性，完备性还能做何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下的完备性为什么是恰当的？ （二）总则的两个问题 1.无总则之法典：法典的独立类型？ 既然已经谈到宪法，讨论无总则之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26]一旦完备的部门法规范呈现为xa+xb+xc+mn++xn的样态，那么提取公因式将遭遇严峻挑战：唯一可被提取出来的x，也肯定无法涵盖mn。
就此而言，虽然完备价值来自于具体分则，但被分则蕴含始终只是其存在的证据、而非正当根据，并且这些已获表达的分则，与那些尚未表达的本法规范一样，都只能被视为该完备价值演绎而得的具体结果。第二，即使承认总则编完全满足了x的要求，但是这还会产生很多的麻烦，尤其是这会为初学者制造严重的学习障碍，因为提取出来的X一定是非常抽象的，它肯定不如xa、xb、xc、、xn这些规范更为具体。
以上，才是区分单行法与法典的核心标志，而不是结构上是否拥有总则，也不是条文数量的多少，更不是名称上有无典字。（二）什么是价值完备性？ 现在，既有讨论已呈合流之势：一方面，体系性所要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完备性，并且当它可具体化为封闭性时，它就成为以一个可同时说明包括宪法和刑法在内之所有法典的一般性理论。
但困难再次产生，因为这将意味着提取后的x（a+b+c++n）与提取前的xa+xb+xc+......+xn，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49]简单说，价值完备性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该部门法具有自我辩护的能力。
[63]例如，行政法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就是个从未获得彻底澄清的话题。[20]所以，即使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例如民法典）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部门法也应如此。七、结论 这篇文章虽然篇幅巨大、论证复杂，但它仍只提供了一个初步的讨论框架，仍有很多值得丰富和发展的余地。所以，法体系的内部构成就是文章题目不可缺少的部分。
此外，诸完备价值之间不可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平行线，其间的交集并不罕见，民刑交叉、实体与程序的交织就是典型。[10]参见周佑勇：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25页。
另一方面，由于万全法典背后功利原则这个价值，一定具备普遍性，所以它必然会支持所有部门法的法典化。这是因为，一国的实在法整体，同样没有理由抗拒体系性要求，所以其关键只在于总则能否获取。
同时，如果它也自分则归纳所得，提取公因式就成为总则形成的唯一方式，这就是为何传统法典理论必然包含提取公因式的原因。体系性是法律人最习以为常的观念之一，它的目标是将众多的规范和事实问题安排进一个秩序中，由此创造出一个统一体藉此可使法秩序避免矛盾、确保法安定性与法律上的平等。
因为，任何法律法规，都无法抗拒体系性的要求，它自然也会蕴含着原则的部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宪法和刑法无法应对法律实践的挑战？并非如此，只是不能以放弃封闭性的方式来应对，而只能以修改本法典的方式来回应，无论是诸宪法修正案，还是诸刑法修正案。2.宪法为纲的统一法典? 如果你觉得刚才的结论仍可容忍,但接下来的困难将是致命的:如果由所有法律现象均需法典化做进一步推演，那么对一国整个实在法体系而言，编纂一部宪法为纲、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且完整的法典，将是终极立法任务。[33]因此，即使法律条文的确有漏洞，但透过对概念金字塔做创造性建构，将会逻辑一贯地填补漏洞。
[40]参见苏永钦，见前注[5]，第85页。如前所述，提取公因式的原有理解，是将它与归纳等同处理，将个体所拥有的共同部分提取出来，且个体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
宪法的封闭性，是由宪法的性质决定的：[36]一方面，宪法之最高法的地位意味着，《宪法》之外的规范虽有可能承担宪法性功能，但它们并非真正的最高法规范，否则是否被写进《宪法》将毫无意义，于是任何类型的法律、甚至法律属性成疑的宪法惯例中，都可能包括真正的宪法规范。如此一来，一旦特定部门法具备这种完备的体系性，它就应被表达为法典。
[27]并且，这还会导致所有部门法均可制定法典的错误结论。如果它们均属同一类别，那么就会出现另外一部不以部门法命名的法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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